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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超级红娘”相亲法则:技术男、工程师最“畅销”
http://jxsjsf.cn  2020-03-26 00:58:19  

接待日当天,兰毓云帮家长现场配对。

  坐在一张二手写字台前,把头埋进一摞摞厚厚的、页脚卷起的册子,穿过耷拉在鼻梁上的粉色金属框老花镜,兰毓云的目光在一列列表格上游移。她81岁了,视力老去,有时得借用放大镜。她严厉,语速缓慢,字字铿锵。一群人围着她。

  往南十米的另一个房间,85岁的老伴陈轶伦坐在圆桌前,被另一群人围着。

  这是位于武汉四十五中后的一栋老旧房子,一楼,常年阴暗,防盗网上挂着招牌“陈兰工作室”。50平方米的空间,被两个沙发、三张桌子、26把椅子塞得满满当当。每周二四六,来自武汉三镇、江城南北的男男女女都会涌到这里,把房间塞成沙丁鱼罐头。

  他们是来相亲的,用武汉话说,找朋友。

  兰毓云和陈轶伦早就声名在外。早些年,媒体给了他们一串封号“超级红娘”、“武汉第一红娘”。这是老两口这辈子最骄傲的事,每次提起,老太太的眼睛总弯成两个月牙,“说明我是全国最牛的”。

  从1954年撮合第一对情侣算起,他们已经义务当了63年红娘。据称,已经有1680对结成连理。

  家长的战争

  每周三天接待日,周六人最多。屋子分为南北两个工作区,中间是等候区,被围个水泄不通。老两口定下规矩,每天只发20个号,叫号配对,但每次都超过这个数。

  排上号的,排不上的,都坐在等待区。这里热闹得像个菜市场。大家吵吵嚷嚷,又各怀心事。

  5月13日上午9点多,一位60岁的老太太显然来晚了,一进门,掏出卫生纸,擦了一把汗,纸屑黏在汗津津的脖子上。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扶了扶眼镜,一脸茫然,“没号了?”

  身后跟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,五十来岁,是她弟弟,两人一个要给在医院上班的儿子相亲,一个要给1992年出生的姑娘找对象。

  旁边的家长一听,“1992年的,着什么急?”

一百多本相亲资料,有的已经泛黄。

  “1992年都25了!”

  这还年轻啊,坐在旁边的老曹有点心酸。从他60岁退休那年开始,人生就一个目标——帮儿子找对象。每到周末,他穿梭于婚介所、各大公园的相亲会,跑了十年,也没给儿子张罗到对象。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——“我儿子很优秀啊!1975年的,在武汉音乐学院当老师,长得还行啊。”

  照片上的中年男人,穿着西装,戴一副眼镜,模样还算周正。

  “75年的,人家伢都十几岁了。”人群里冒出一个声音。

  老曹觉得心口被扎了一刀,摸摸已经花白的头发,几乎要哭出来。

  陈明在旁边听着,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。她自认为是个开明的妈妈。女儿30岁之前,她都不着急,但今年春节一过,女儿30岁,“感觉完全不同了”——她说不清不同在哪里,可能担心女儿成了高龄产妇,也可能害怕周围的风言风语。

  她最怕别人问,你姑娘什么时候结婚?前面30年,女儿优秀,花了7年考上了公务员,一直是家里的骄傲,从没想过她会嫁不出去。

  每回参加婚礼,看到别人家的女儿披上婚纱,陈明顿觉心酸——我女儿什么时候有这一天?谁来娶我的女儿?

  74岁的老李一进门就冲到陈轶伦面前:“你帮我(给对方)打个电话吧,说我女儿5天后就走,要见面就现在见!”

  去年11月,陈轶伦给老李在日本工作的女儿介绍了一个男孩。这半年多,没一点进展。

  没隔几秒,老李觉得,5天还是太长了,“你说3天后就走!”

  挂了电话,老李泄了气——对方根本没意思。这次死心了,从头再来。只是,女儿已经38岁了!

  两张表格相爱

  “你记一下,16本82页。”兰毓云对面前的一位母亲说,这是她给这个母亲的女儿配对的男孩,16-82是男孩的代号。

  兰毓云身材矮小,几次腰椎手术之后,背也佝偻了。穿过人群,远远看去,她隐没在案头的一摞摞资料里。左手边的书架上,摆放着超过120本单身男女的资料。全是手写的,她不愿意把材料做成电子版,“会被别人看到”——这些资料是她的宝贝。每次配对只能通过简单的分类和头脑中的记忆搜索,缓慢低效。

  男男女女被分为七大类——大男、大女、小男、小女、男再婚和女再婚,以及外国外地。27岁为界,以上就是大男大女。理由是,人25岁就会衰老,她还宽限了两年。

  翻开资料册,两个16.8cm乘以11.4cm的表格上下排列,塞满了每张A4纸。

  这像是一个极度精密的游标卡尺——在表格中,你会看到单身男女的出生年月、身高等基本信息,对方的月薪、住房条件、是否贷款等物质条件,一目了然。

  有人写下,在加拿大拥有4万加币(约合人民币20万元)年薪,400平米大房子;也有人注明——月薪一千元,没有住房。

接待日,在“陈兰工作室”排队等候的家长。

  表格最后一栏是择偶要求,是这个游标卡尺不可衡量的部分。有人会写下“有文化修养、文学内涵”、“情投意合”的字眼,但更多的人还是列下了冷冰冰的条件——身高172cm以上,月薪5000元以上,最好是本地人,有独立婚房在南湖。

  唯一一个写下“两情相悦最好”。后来想了想,又补上了身高和物质条件。

  这天,登记在大女26本91页的女孩和大男16本82页的男孩被配对。一天下来,大概会形成这样的20对,兰毓云在撮合本上一一记录:26-91配对16-82,27-93配对15-20……

  运气好的话,这两张表格会相爱,用不到半年,或者一年,26-91小姐会和16-82先生走进婚姻殿堂。要是差了点运气,那就重来一次。

  老两口根据条件,把每个表格量化成了一些符号。他们能借助这些“暗语”快速做出他们认为的“最契合的配对”。

  每张表格被综合评分。外貌、收入、家庭环境等都是考虑因素,表格被分成了五大类。顶级是五角星套上一个圆圈,五角星次之,接着是圆圈、方块和三角形。配对时,基本遵循五角星配对五角星,圆圈配对圆圈的原则。

  以26-91小姐为例,她1987年出生,身高163cm,月薪三千元。兰毓云为她匹配的16-82先生,1982年出生,身高170cm,月薪也是三千元。

  陈轶伦的配对法则还要再精细一些。他会在表格上注明主人的性格,用K,Na,Al,Ar,He来区分。

  这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。陈轶伦用它们的活泼程度来区别表格主人的性格开朗程度。比如,他倾向于匹配K和Ar。K是钾,在零下100摄氏度都能和水、冰发生化学反应,代表性格开朗;Ar是氩,是惰性元素,很难产生化学反应,代表性格内向。两者配对,恰好性格互补。

  上世纪50年代,陈轶伦从浙大化学系毕业。他觉得,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就是一场化学反应,能产生多巴胺的配对,当然难得,但遗憾的是,大部分都只能“条件相当”。

  谈感情还是谈条件?

  屋子里东西两面墙上,挂满了兰毓云和陈轶伦的合影。到今年五一,两人已经一起走了60年。

  结婚照也挂在墙上,黑白的,拍摄于1957年5月1日。兰毓云穿着深色大花短袖,梳着麻花辫,倚在穿着条纹衬衣的陈轶伦身边,幸福从两人脸上蔓延开。

  1950年代初,兰毓云作为部队文工团成员,曾去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,回国后,在武汉一所中学当老师。同时期,陈轶伦浙大毕业后也被分配到武汉,在另一所中学当老师。两人经常要去参加团市委的会议,一来二往,便走到了一起。

  结婚时,两人一穷二白。一间12平米的房子,两条板凳,一块木板一搭,两床被子一铺,一人一个包袱,这婚就算结了。亲戚到家里来,嗑嗑瓜子,吃点花生,就算摆了酒。

  后来十来年,人们结婚就没这么简单了。“三转一响”(收音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手表)缺一样都不行,这些还得凭票购买。要求再高点,还得有“64个脚”——桌子、柜子、凳子,各有4个脚,要结婚,先凑齐64个。

  说是这么说,碰到合适的,条条框框也都没了。兰毓云记得,那会儿她在学校工会工作,关心老师个人问题本身就是她的工作内容,陈轶伦又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,她索性帮两所学校的老师们牵线,顺道也帮以前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介绍。“只要对上眼,哪还要‘三转一响\\’,照样结婚!”

  成功率高了,兰毓云的名声打了出去。有人跑来求介绍,跑错地,敲了邻居家的门,邻居不堪其扰,在门口贴上告示——这里不是兰老师家!

  “武汉三镇谁都知道我可以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。”兰毓云觉得骄傲,“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”。她还获得了额外的尊重。一出门,没人喊她“兰婆婆”,都叫她“兰老师”,“听起来都年轻”。

  从1954年促成哥哥嫂子的婚事,到现在63年,她和老伴基本没停。退休后,三个儿女出国的出国、做事业的做事业,老两口也没什么事情做,除了吃饭、睡觉、看报,帮人介绍对象反而成了退休后的主要事业。

  兰毓云发现,80年代以后,结婚这事好像越来越难了。来相亲的人,一上来就要求房子车子票子,存款要多,工资要高。好不容易撮合成了,摆酒也讲究阔气,四五十辆婚车排成队,队伍越长越有面子。

  几年前,在电视台做节目,主持人调侃,“爷爷娶奶奶,用了半斗米;爸爸娶妈妈,用了半头猪;我娶我媳妇,用了爸妈半条命。”

  兰毓云一想,可不吗。这几年,挺多来相亲的姑娘,都要找工资比自己高一倍的对象,还要求房子至少有四室一厅。也有男孩提出,女方要漂亮,不漂亮的话,那得有钱。

  “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,想一嫁脱贫?”兰毓云问。答案现实,又无可辩驳——既然都来相亲了,没有感情,不就只能看条件了?!

  这几年,人们又挑上了年龄和职业。兰毓云手头上的表格,“销路最好”的职业是工科毕业搞技术的,电力设计、船舶设计工程师最紧俏。医生、公务员次之,再次是大学老师。

  “记者和警察,哪里有情况就得去哪里,最不好介绍。”兰毓云接着说,“抛开职业,男女还有个剪刀差。以27岁为界,27岁以上的男孩事业有成,走的是上坡路,27岁以后,女孩逐渐衰老,只能走下坡路了。”

  最后,她得出结论,27岁以上的大男和27岁以下的小女最容易介绍。

根据登记信息,兰毓云将单身男女按所在区域分类。

  男士告急

  可偏偏,聚集在她这里的大女最多。这是目前最困扰兰毓云的问题。

  接待日这天间隙,她接到一位武汉妈妈的电话,想给在美国的姑娘找个对象。兰毓云拿起电话,背台词一样,流利又带点官腔,回复说:“无论美国、英国、苏联(注:应为俄罗斯)这些国家,都是女多男少,女孩的问题恐怕不好解决。”

  平均每天,她至少要接到两三通类似的电话。

  在她的资料库里,男士已经告急。早在两三年前,女男比例就一直保持在8:1的水平,这几年,这个数字还在变大。

  一到接待日,屋子里八成以上都是女孩。一有男士登门,号都不用排,直接被志愿者带去现场匹配。

 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30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中,有2.47%未婚;而此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,仅有0.92%未婚。仅仅十年,这一比例增加到2倍多。

  对兰毓云来说,这个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。

  有一天,一个姑娘被父母带过来。三口人进了门,一落座就开始抹泪。兰毓云一看,女孩人长得漂亮,个子也高。一问才知道,女孩35岁了,博士毕业,在大学当老师,三口人有空就跑相亲会、婚介所、公园,对方要不觉得她收入高,要不觉得配不上她的学历,一来二去,年龄大了,对象更不好找了。

  工作室里好多三十好几的姑娘,平均都是登记五六年、相亲几十个之后,才赶在40岁的尾巴把自己嫁出去。

  王瑶算年纪小的。她大学毕业后,在武汉江岸区一所小学当老师,长头发、戴眼镜,说起话来柔声细语,收入也高。从25岁那年,亲戚朋友就帮她介绍,五年时间,她相过十几回亲,一个没成。

  过了30岁,她急了。最近一个礼拜,已经往工作室跑了两回,还没配上对。陈轶伦说,她个子太高,有170cm,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。

  这样的姑娘太多了,兰毓云有心无力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我又不能变出一些男伢来?”

  为了争夺有限的男性资源,姑娘们的父母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
  工作室有个志愿者小伙子,公务员,身高185cm,国字脸,浓眉大眼。有时帮兰毓云主持个相亲会。一下舞台,一大帮大爷大妈围上来,挽住胳膊,往他荷包里捅纸条。纸条上写着姑娘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  小伙子都没搭理。一看自己这么抢手,要求也抬高了不少。

  每周二四六,中学教导主任老罗、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刘,以及高校教授老梅,轮班到工作室里当志愿者。做公益是一方面,有个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——家里都有85后姑娘,都三十好几了,也没嫁人。

  他们心急,又不好逼自家孩子,索性来当志愿者,帮忙间隙,也帮女儿留意留意,毕竟近水楼台。

  问起老梅,起初他不承认,过会儿吞吞吐吐,“私心也是有的,姑娘都32了。”

  爱情这件奢侈品

  有人计算过,爱情发生的概率小于中五百万彩票的概率。

  来相亲的人才不会关心这个,大家关心条件多过感觉。偶尔有个“愣头青”,对着一帮大爷大妈说,自己要找“有感觉的”。

  大爷大妈一脸不屑,“感觉是什么东西?”进而得出结论——这孩子就是韩剧看多了,迷上了电视剧里高高帅帅的男主角。

  下一句可能是,“你都多大了,能不能现实一点?”

  王瑶就常碰到这样的情况。后来也懒得解释了。她后悔没能在大学里谈一场恋爱,失去了单纯的感情。她讨厌现在被当作商品挑选。

  这几年,王瑶看着身边朋友一点点妥协——“喜欢没那么重要了。”有人为了房子,有人为了车子,遇到条件合适的,一咬牙,就把自己嫁了。

陈轶伦在表格上的标记。五角星套圆圈代表综合条件最好。

  “20岁那年,我跟自己说,30岁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。到了30岁,我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标准呢?4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?那时候是不是只能找个离婚男了?自己还没结过婚,就得去给别人当后妈了?”王瑶不敢往下想了。

  1991年,冰心问铁凝,你有男朋友了吗。铁凝说,还没找呢。冰心说,你不要找,你要等。终于她又等了16年,50岁那年,等到了华生。

  王瑶喜欢这个故事。“铁凝能等到,我等得到吗?”

  在兰毓云和陈轶伦这里,这从来都不是问题。兰毓云曾扬言,来她这里的人,80%都能找到真爱。老两口总能顺手抓来一大把爱情故事来佐证“爱情不是奢侈品”。

  一个遥远的例子是,一对男女经介绍,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男孩父亲突发重病,房子卖了,还欠下一屁股债。女孩母亲逼女儿放弃。女孩却说,她已经喜欢上他了,不能见到别人困难就逃跑。婚礼如期举行。两年后,兰毓云问起近况,他们还在还债,但生活还算幸福。

  这时候,兰毓云会做出总结提炼,“爱可以创造一切”。

  前几天,工作室刚刚促成了一对。一位83岁的教授恋上了77岁的老太太。

  两人第一次约会,老头看到老太太穿着黑底大花连衣裙,顿觉眼前一亮,好像又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,“一见钟情、相见恨晚!”说起那次相遇,老头语气都变得轻快。

  认识不到一个礼拜,两人已经认定彼此。他们已经计划好了,今年夏天,找个清静的山里,同住两个月,游乐、读书、吟诗。

  陈轶伦相信,80岁的老头能遇到真爱,年轻人怎么就不可以呢。

  4月底的一天早上,兰毓云换上黑丝绒红花长裙,涂上粉底霜,擦了口红,去理发店吹个造型,和陈轶伦去喝喜酒。这些年,他们参加了无数场婚礼,仍旧乐此不疲——把两张表格匹配,变成一张大红请柬、一把喜糖、一顿喜酒,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儿!

  兰毓云的生活也沾上了喜气——她的衣柜里,一水的红衣服;尽管背已经佝偻,她仍钟爱大红花长裙。

  她每天都要和头顶蹿出来的一茬茬白发赛跑。要是输了,就用染发剂把它们都消灭。

  屋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喊他们“兰老师”、“陈校长”。兰毓云觉得,时光好像就定格在他们年轻时的样子。

  陈轶伦逢人就说,帮人找朋友,也帮了他俩不少。别人到他们的年纪,早就老年痴呆啦!

  婚宴上,新人父母说着感谢的话。兰毓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——两年前,他们还是两张不相干的表格。这样溢满幸福的场景,她见过无数回,却还是忍不住落泪。

  眼泪是咸的,心里是甜的。

  (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陈明、王瑶为化名)

  □新京报记者 张维 湖北武汉报道

  A12-A13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张维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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